本报记者 黄福兴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30年前，在某个贫穷的小渔村，有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其中一个小孩看见邻居有肥肉吃，就急嚷着要吃，母亲哄不过孩子，只好噙着眼泪对孩子说，乖仔呀，你爸爸没本事攒钱，有什么办法，将就着吧，让别人吃肥肉，我们吃螃蟹算了……。记者没有考究过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对其中的情形，在市二中工作的许其杰老师是感同身受的。

    许老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回忆说，1978年，他背着书包在横山小学上了一年级，那时候，留给他更多记忆的不是《算术》里的四则混合运算，而在于有肥猪肉吃的幸福感。

    那时候，牛、猪等大牲畜主要以集体（生产队）所有的方式驯养，在一些重大的传统节日才让宰几头，让乡亲们饕餮一顿。所以，孤零零摆在生产队晒谷坪旁的那几栏猪从猪苗开始就是一村人的希望。由于难得见到一回猪肉，也难得闻到一回猪肉的香味，如何解馋对于他始终挥之不去，偶尔还千方百计弄进口。

    许老师说，那时候，他家隔壁有一伙伴的父亲在钦州农机厂做工人，是“食工资”的，当时由于还小，听别人这么说，他以为是食“公猪”的，总之，在乡亲们的眼里，他这一家子是属于“上等人”。这不，偌大的一个村子有食公猪（工资）的不过一两户人，这样的家庭，不时可以有一两件“的确良”摆摆谱，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竟然不时会有肥猪肉吃，黄昏时分，看着那小伙伴捧着一个大碗出来吃饭，碗面上的那一块块肥肉特别显眼，让人口水在喉咙骨里直打转。

    他说，有一天中午，他去隔壁找那小伙伴玩，撩开虚掩的篱笆进到厨房里四下瞧瞧没人，他不由自主地揭开了这个伙伴家里的锅盖。果然，一粗碗的咸罗卜混杂着不少肥猪肉，他的手迅速挑拣了几块大一点的塞进觜里，赶紧逃离现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母亲的咒骂声。好在几天过去了，都没见什么动静。

    那年月，集市上既缺少猪肉卖，口袋里也没有钱，家里平时的饭桌能摆一回猪肉，在他家看来是十分奢侈了。通常的情况下，买猪肉是为了煎油备用，直到油罐子刮了又刮，还冲洗了好几次水使用后再买一次。令人惊喜的是，煎过油的猪肉剩下的油渣十分香口，特别放少量的盐巴进去以后，那香味更是不可抵挡。碰上煎猪油的日子，他就甭提多高兴了，总想多吃多占，母亲怕他吃多了不好，也为了从长计议，就把油渣放在一个大海碗，再藏进一只“吊篮”里高高挂在“正厅”的横梁上，让人望而止步。自从母亲把这玩意挂上去以后，他的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总是找机会抬头望一望吊篮里正中那海碗是否还在。

    有一次，趁着母亲外出干活之机，他在那吊篮下转悠了一下，透过竹编的网格，看到那个海碗他实在顶不住这个诱惑，便从厨房里扛来一张高凳，爬上去将手伸进吊篮抓了几撮，放到口袋里，再把凳子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然后装着若无其事地离开。尝到了甜头后，这把戏他干了很多次，有一次听到有什么响声，他以为母亲回来了，由于紧张，一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重重地趴在地上，手腕还受了伤，痛得哇哇直叫。后来母亲责问他手伤是怎么回事，他搪塞地说是去“喷涡”摔跤的，但母亲看见吊篮里的猪油渣日见减少，心中自然有数，就只好将吊篮的绳子调得低一点。

    他说，改革开放前，他记得那时候对于吃猪肉的神往还集中体现在酒宴上，当时人们的交往并不多，某家办喜事，一个村子的人都视为一件大喜事，受宴请的人大多有备而来。一桌子的菜，以一大海碗的扣肉（猪肉）为中心，这是雷打不动的惯例，也是一桌子食客注目的焦点。宴席开始了，客人们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自己的享受，而是家人的嘱托，即如何“打包”回去给家人共享。刚开始的时候，就忙着打包，尤其对于那大海碗的扣肉，大家都有约定俗成的规距，不可乱来，每一个人的手里操着一张大粽叶，另一手操着筷子，你一块我一块夹到粽叶里去，一眨眼功夫，中间那个大海碗的猪肉就没了踪影，有的地方甚至整桌菜很快就被席卷而去，纷纷作别，将一家人的喜悦带回去，让一家人高兴好几天。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承包责任制”，人们可以自由经营种养殖业，市场经济逐渐繁荣，人们的菜篮子丰富了，荷包鼓了，现在吃一顿猪肉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情，再不是有几片大白菜煲咸肥肉就可以让一个年都满足的日子了，而且在乡村里猪肉也不再是人们的最爱，再也见不到人们一入桌，就猛吃猪肉的情景了；对于我们在城里混久的人，现在对猪肉更没有多大的兴趣，考虑更多的是营养价值和健康饮食的搭配，无论家里的常菜或赴什么应筹饭局，猪肉炒素菜往往首先吃完素菜剩下猪肉，甚至有时候，宴罢，一海碗的扣肉都没人动过。许老师每次想起那噙着眼泪看别人吃猪肉的故事不禁感慨嘘嘘。

    来源:钦州日报
    责编:文利祖